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实践
这么多年来，不断有人问我几个问题：一是土壤污染到底是不是病。有人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土壤污染的区域（如湖南、广西），但是我也没有得什么病。那么土壤污染到底有什么危害？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花大力气来治理污染土壤。二是如果土壤污染是病，怎么治？很多人认为，土壤污染好像没有办法治理，怎样把污染物从土壤中拿出来，或者是把污染物消解？特别是重金属，土壤没有办法降解，怎么治？三是假如要治理土壤污染，国家要花多大的代价进行治理？这也是本文将探讨的三个问题。
当前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和特征
综合多部门调查结果判断，目前我国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约1.8～2.7 亿亩，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湘、赣、鄂、川、桂、粤等省区，污染区域主要为工矿企业周边农区、污水灌区、大中城市郊区和南方酸性水稻土区等。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一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很多人都会问土壤污染到底是不是病？比如说重金属镉污染，都看不到镉，无法让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感觉到有害。除非有表观现象，或者有继发性的毒害事件，才会引起人们对土壤污染的关注。
其次，土壤污染呈现的危害一般是潜伏和间接的。我在湖南做了一个案例，试图找到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间的关系。在一个信息隔绝的小村子里，土壤受到了污染，但这个地方的水是干净的，老百姓吃的蔬菜也是干净的。通过连续三年的观察，没有发现两者的必然联系。后来查找了国际上很多相关研究，确实发现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没有直接的关系。
再次，土壤中的重金属具有积累性和地域性。我国大面积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有了报道，包括我们自己也做了研究，多半与水系有关，具有一定的流域性，如发生在湘江流域、西江流域的土壤污染。
最后，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不可逆性和难以修复的特点。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为什么非常复杂？一是污染来源非常复杂，灌溉水、大气沉降、农业投入品都会影响耕地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二是农业的种类繁多，有水田、旱地，有的种小麦、有的种菜。因为种类繁多，所以目标值比较多样化，这就导致修复非常复杂。三是在耕地污染治理方面，部门管理割裂。由于重金属污染影响的目标非常多样，不同部门的关注点不同，与耕地有关的有农业部、粮食局、质量监督局，还有环保部、水利部、国土部等，这种部门割裂导致了土壤治理的复杂性。
国际修复的经验
国际上，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对于土壤污染的认识至少比中国早二三十年。美国1935 年开始有土壤保护法，1978 年因拉弗河（Love Canal）污染事件促使了超级基金法案的诞生，开始对污染场地治理和管理。
目前，国际上关于土壤修复的经验非常多，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按照位置变化，有原位、异位、原地、异地处理；按操作来讲有物理、化学、生物、综合方法。具体的技术体系有挖掘、填埋等一系列技术方法。但是这些技术的发展基本上以物理化学为基础，大部分是不适合治理耕地污染的。在为数不多的案例中，日本“痛痛病”发源地污染土壤花了30～40 亿来治理，采用的是客土法；台湾的这种案例采取的方法是翻耕稀释法，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深耕改土。
同时，我也检索了国内外相关的科技文章，2005 年到2010 年之间大部分都是生物修复、植物修复、钝化修复。2010 年以后，技术开始多样化。但是，1600 多篇文献中大概有一半是针对污染场地的，一半是针对耕地的。治理污染场地的方法比较多样化，但治理污染耕地技术就比较简单，多半是固化/稳定化。SCI 检索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停留在机理研究。在耕地研究方面，中国的研究非常多，国际上基本上没有。
国内修复技术进展
中国真正关注土壤污染应该是在“十二五”期间，2006～2008 年大家开始关注土壤污染，大规模研究也是在“十二五”后期。有几件较有影响的事情，其中有2000 年启动的“863”项目，和2014 年启动的湖南“长株潭”试点。
“十五”期间的一个“863”项目中有关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主要是开展超富集植物的筛选，国家大约投入1000 万元来进行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十一五”期间，国家投入相对改变了，在矿山修复、石油污染修复、多环芳烃污染农田修复方面，大概投入了2000 万元。之后，国家环保部在“十一五”末期开展工业场地修复，这个阶段农田修复反而被忽略了。“十二五”末期的“长株潭”试点和“十三五”的重点研发任务，对耕地污染的治理越来越重视，投入更多。目前国内常用的技术体系主要有如下5 种：
一是原位钝化技术。通过吸附、耦合、沉淀、氧化还原反应，把重金属变成不活泼的，减少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该技术主要产品就是钝化材料，现在已经开发得非常多。从原来非常简单的含磷物质，到现在的纳米材料等，还包括各种新型材料，这是我国目前研究的热点。
二是植物阻隔技术。就是种植低吸收品种，一种是通过常规的筛选方法，一种是通过选育方法，这种技术是非常有效的，能够大幅度降低重金属在农产品中的累积。例如，低吸收的水稻品种和常规的水稻品种的镉吸收量相差一倍；不同的蔬菜品种，镉的累积有很大的差别。
三是超富集植物提取技术。这是我国发展最早的、在世界上最有话语权的技术，就是在污染区种超富集植物。所谓超富集植物，就是植物地上部污染物的积累量大于根部的积累量。最早提出超富集植物的是一位国外科学家，国内最早研究超富集植物的是南京大学马奇英教授和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陈同斌研究员，他们发现了蜈蚣草。目前，有很多团队比如南土所、浙江大学在做超富集植物提取的相关研究，很有成效。
四是种植结构调整。针对中高风险的农田，也就是说在重金属污染的田地，种植不具备超富集植物能力的经济作物，切断重金属往植物转运。很多人考虑能源植物、经济作物、中草药等，但最关键的，种植结构调整要形成新兴的产业。
五是农艺调控措施。我推荐这种方法，这是目前很多区域做示范时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简单，比方针对镉，长期淹水就能够降低镉，通过施磷肥能够明显降低植物中砷的吸收，通过调整PH值也能够改变。
湖南重金属污染治理案例
2013 年爆发的镉大米事件，严重影响了水稻生产和销售，造成不良影响，使“重金属污染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4 年农财两部实施了“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工作，近期我所作为委托方对试点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湖南试点工作涉及耕地面积广、财政经费大、人口数量多，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耕地污染治理工程。
耕地修复的总体原则就是“因地制宜、政府引导、农民自愿、收益不减”，主要修复技术就包括刚才讲到的5 项技术。针对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相关部门提出了“分区分类”治理方案，以农艺措施为主，实现“边修复边生产”。
湖南试点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就种植结构调整措施而言，从经济效益方面来说，我们发现不同替代作物的净收益差距还是很大的，其中蛋白桑的效益最好，其既可作为饲料，也可以作为蔬菜食用。从成本分析来看，人工成本投入是最大的，其次是物料成本和农机成本。
对于湖南试点工作情况，我们进行了大面积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访谈对象包括农民、种植大户、合作社等，发现目前试点工作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最关键问题是治理资金；技术落实不到位，导致整个试点面临着很大压力；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合作社，总体上参与程度不够；修复方案设计与现实脱节。
国内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展望
随着“土十条”的发布，国内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工作即将开启新的篇章。就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工作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是修复方法的研究，要从技术效果到技术机理，从应用方法到基础理论，从表观现象到作用机制，进一步加强机理、机制研究。
二是修复技术的标准化，要使技术工程化、市场化，使修复产品规模化，要开展技术的多地示范与验证，建立技术标准规范。
三是要因地制宜集成解决方案，比如将钝化和植物阻隔技术相结合，超富集植物与经济作物相结合，钝化、叶面阻控与农艺措施相结合等。
四是建立基于地理学的修复决策系统，建立空间数据挖掘及分析技术。
